今年10月，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考察組在湖南資興清江鎮調研時，發現了一處我國目前所知村落建筑類型中，保存最好、規模最大、年代序列最清楚的且仍活態傳承的，因“廬”成“聚”成“衢”的村落建筑遺存——帶（原字為“石”字偏旁加一“帶”字，《辭海》中注音為di，四聲）頭村。

“廬”的概念在先秦就已出現，原義是指農民為了便于農事而在田野之中臨時建造的居所。《詩經?小雅?信南山》中所說的“中田有廬，疆埸有瓜”的“廬”，指的就是這類居所。后來隨著農事需要的增加，“廬”又生“廬”，久而久之，干脆移居“廬”中，便形成為“聚”。“聚”就是聚落，即傳統意義上的村落。《史記》載：“一年而所居成聚”。“衢”是指四通八達的道路。“街衢相經”是歷史上中國村落的一類型制。這些有關中國村落起源與發展演變中的生長現象和形成特征，可以說，在帶頭村，得到了最為顯而易見的體現。

帶頭村坐落在叢林青翠的長谷嶺后垅山下，居于山麓盆地中央，左有黃家山，右有涼亭山，猶如青龍白虎盤守兩邊，北面不遠的周邊有東江湖環繞。三面環山，一面環湖，山、水、田、居和諧共生，田園、巷道、山林、院落，構成了村落豐富的結構肌理。村域面積1.8平方公里，占地56畝。

帶頭村作為一座因聚族而居形成的黃姓村落，至今已有450多年的歷史。村落現有常住人口256人，遺存完好的歷史建筑有60余棟，它們分別建于清代、民國初期至新中國成立前后和20世紀80年代三個時期。分兩個建筑組團，相隔很近，分別為上帶頭村和下帶頭村，其中上帶頭村坐西朝東，面向下帶頭村；下帶頭村坐南朝北，四周為平整良田，視野開闊。建筑組團皆以祠堂為中心，以“丁”字形對稱連片建造，村落內部街巷縱橫交錯，整體布局呈網絡迷宮格局，作“井”字形街衢式排列。村莊中央有流溢古井，兩邊各有一條水溝，與村內民居滴水相通，并有大腳嶺河從東往北繞村而過，活水長流，形成了極為經典的“山環水抱”的風水格局。

村內民居清一色以杉木為梁，以黃土磚為墻（當地人稱“水磚房”，又稱“抖墻房”），以小青瓦覆蓋為頂，配以木質菱格窗，冬暖夏涼，是湘南民居的典型代表。現存民居建筑多為兩層，有兩種類型：一種為單體式；一種是連體式。單體式建筑即僅單獨一棟樓體，屬典型的“明三暗五式”布局，中間是堂屋，臥室分別位于兩旁。層高一般為2.4～2.8米，樓上一般用于堆放雜物。連體式民居一般由2～3棟單體式建筑組合而成。棟與棟之間，間隔20米左右，左右連棟，前后連衢（道），排列整齊有序，秩序井然：東西向寬，可供車行；南北向窄，可供人行；中間或兩側設排水溝。居住區外圍兩側靠近良田處，建有專門的動禽豬牛馬用廄舍，功能齊全，既可保持居住區的衛生整潔，又可便于耕種。

考察組認為，村落由古而今的、清晰的營建年代序列，表明該村所見“連體式”民居建筑，在這一地區從未中斷，而且一直延續至今。這正好說明村落建筑的“型”與“形”異變不大，原有歷史文化的信號沒有衰減。一方面，居于盆地中央的居所和位于村落外圍兩側、靠近田土一方的牲畜馬廄，說明這是為便于農事而建，恰好可以見證歷史上因“廬”成聚的村落生長現象。另一方面，連體式建筑和“明三暗五式”的居住空間形式，可用于補充解釋漢、魏時期因豪族土地兼并，弱小族群的耕地與土地嚴重不足而壓縮聚落空間的現象。

考察組認為，作為一處農業文化遺產，帶頭村這種型制與形式的村落建筑，明顯不同于一棟一院、一戶一式的民居，可戲稱為中國古代最早的“聯排別墅”，尚不見于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為我國傳統民居建筑研究類型中首次發現，為研究我國尤其是南方地區農耕文明和傳統村落建筑的形成與型制，提供了極為可靠的范樣物證，具有補充民居建筑研究的學術空白的重大價值，所以是我國極具特色的鄉村文化遺產。

考察組發現，與該村相鄰的地帶，如位于北靠帶頂山脈、南朝東江湖（直線距離約3一5公里不等）的多個村落，尚遺存有型制相同、形式近似的村落建筑。盡管這些周邊遺存在保存的完好度和規模面積上，遠不如帶頭村，但是卻說明這類傳統民居建筑在該區域是集中連片的，而并非歷史學、文物學上所說的“孤證”“孤例”，因而可以用于說明普遍問題。

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南大學教授胡彬彬說，作為一處農業文化遺產，帶頭村這種型制與形式的村落建筑的價值，要遠遠大于或高于一般的“中國傳統村落”。因為其歷史的延續性、族群的穩定性和建筑的獨特性，不僅具有補充歷史空白的重大的學術意義，而且具有“活態”傳承式保護傳統村落的典范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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