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勝輝學習與思考第2239天

前言

前幾天我們一起聊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韓非和莊子，以及這些先賢的代表作。今天我們要一起讀的這部經典，并沒有相對明確的創作者，我們只知道有一代代的編纂注解群體，這部經典就是《易經》。

《易經》跟《山海經》《黃帝內經》一起被稱為中國上古的“三大奇書”，這“三大奇書”中，《山海經》現在基本成了孩子閱讀的繪本，《黃帝內經》因為涉及醫學思想，很多對傳統醫學感興趣的人經常閱讀它。《易經》跟占卜有關，使得很多人對它敬而遠之，一般人看不懂。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一百多年，不少中國人更是把《易經》直接扔掉了。我們對《易經》的運用只是它的片言只語，比如“君子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否極泰來”，等等。對《易經》一書我們缺乏整體認知和把握。

下面，我們分兩部分介紹這部經典。第一部分我們先從一百年前講起，那時《易經》漸漸不再受中國人重視，既然這樣，《易經》對我們的意義到底是什么？第二部分，我將會和你深入《易經》文本，具體看看這部經典講了什么。

第一部分

中國古人一直都很重視《易經》，不過在一百年前，它漸漸被冷落了。當時，很多“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對傳統文化多持負面意見。比如魯迅就說過少讀中國書，對《易經》這樣的經典，胡適更是站在現代西方理性的立場上幾乎是完全否定的。

《易經》真的不值得讀了嗎？在胡適的時代，反倒是有一些西方學者，如衛禮賢、榮格等，他們在中國的經典中找到了認同。

榮格曾說，一次他見到了胡適，就想跟這位中國的哲人探討一下《易經》的問題。

他問胡適，你怎么看《易經》這部書呢？胡適的回答是：“噢，那本書不算什么，只是一本有年頭的巫術魔法選集，沒有什么重要意義。”榮格問胡適周圍有沒有朋友用《易經》算過什么，胡適說有過。榮格繼續追問，《易經》的斷詞靠不靠譜？胡適說也有點兒像那么回事。榮格為此遺憾，他向朋友感嘆，“在中國，像胡適這樣的哲學家羞于知道《易經》。道的深遠意義已經丟失，取而代之的是人們對火車和飛機的崇拜。”

于是，有朋友問榮格：中國人天賦異稟而又聰慧，那為什么他們沒有發展出像我們西方這樣的科學呢？榮格的回答是，其實我們西方人應該反思一下我們所謂的“科學”，過去我們把“因果法則”當作真理，但這種觀點目前正處在巨變之中，當代物理學家提出了“測不準”原理。原來我們堅信的所謂的客觀規律已經動搖了。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然規律，只是統計學上的真理而已。

榮格說，我們還有一點沒有充分認識到：我們必須在實驗室里，用極嚴格地限制其條件，才能得到不變而可靠的自然規律。假如我們讓事物順其本性發展，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偶然性的干擾，能完全符合規則的事件反倒是例外。

榮格還說，正如我在《易經》里看到的，中國人的心靈卻很容易被事件的偶然性層面所吸引，我們認為巧合的，卻似乎成了他們的主要關懷。而我們所推崇的因果規律，卻幾乎完全受到漠視。

最后，榮格得出一個結論：我們必須承認，偶然性非常非常的重要，人類費了無比的精神，竭力要擊毀和限制偶然性所帶來的禍害。然而，在和偶然性所造成的結果相比，通過理論思維而得到的因果關系頓時顯得軟弱無力，賤如塵土。

在我看來，榮格對《易經》的把握很精準，但并不全面。《易經》固然是關注偶然的、小概率的事件，但《易經》同樣也符合因果律，只不過，這種因果律的“因”并不像西方的“形式邏輯”那樣一目了然罷了。

西方“形式邏輯”研究的目標是貌似客觀實在的事物，而《易經》把握的卻是我們的感覺。這就是中國人說的，“易”以“感”為體。由于條件所限，中國古人只能依靠積累經驗的辦法來把握，結果，古人意外地探尋出某種宇宙的結構，這個結構就是中國古人常說的“陰陽”。我們稍稍解釋一下，地球在不斷自轉，這是一種混沌狀態，但因為有了太陽的照射，地球自轉產生了循環往復的白天和黑夜，這就是混沌太極中生出了陰陽。

這種中國先民把握到的底層邏輯，跟其他文化把握到的底層邏輯有所不同。如古埃及人、古希臘人的日常生活中跟空間、體積打交道多，他們把握到的底層邏輯乃是點、線、面、體的關系。我們中國人把握到的是陰陽，這一底層邏輯組成了大千世界，也足以架構起人文生活。下面我們就具體說說。

從最笨拙的辦法看，中國人對世界的測量和計算，來源于立竿見影，這就是中國文化所說的“伏羲一畫開天”。通過日中立竿測影，先民們知道了冬至、夏至，知道了陰陽消息。這幾乎是印證了中國人對宇宙結構的直覺把握。占字、卜字、圭字、卦字、巫字就這樣系統地產生了。“卜”字就是立竿太陽光穿過的樣子，“圭”字就是土圭尺測太陽光線的樣子，“卦”字就是測量時空的現場感，“占”字是在高臺上立竿的樣子如河南登封的周公觀景臺，“巫”字就是天地之間立竿、兩人對話研討的場景。有了360多根太陽陰線，先民知道了周天360度的意義，知道了一年的陽儀、陰儀，進而知道了四象，即少陽、太陽、少陰、太陰，即春夏秋冬。

從《易經》文本，我們可以進入到先民創世的洪荒時代，在還原、同情理解他們測量世界的智慧中，明白《易經》的簡易、變易和不易。所謂“簡易”，是說理解世界時要做到純粹、專一、無雜念；而“變易”是指，要用變化的視角去理解這個世界；最后的“不易”，說的便是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唯變所適，唯變不變，這個變動不已、生生不已的世界是不變的。

當你了解了《易經》的底層邏輯，我們回頭再看榮格說的話，他認為《易經》只是在關注偶然性，卻不關注規律，這顯然是片面的，他并沒有意識到《易經》的經驗乃至理性思維。

我們具體說說，你感受就深刻了。剛才提到了，古人“一畫開天”“立竿測影”進而觀察天文現象，其中就包含著豐富的理性思維。

一月的開始叫“朔”，就是月亮隱去不見的那天，一年的開始是冬至；冬至和朔日要在同一天的話，需要十九年的時間，古人稱之為“一章”。因此，章就是日月交集告一段落的意思。十九在古人那里非常重要，莊子一再強調他的寓言十九，即表明他對天道的皈依。章就有了花紋相間、章法、章程、文章、樂章的意思。

在先民的時間系統里，四章為“一蔀”，這個“蔀”字是“草字頭”下面加個“部分”的“部”。要經過81章，即“一統”的時間，1539年，冬至日、朔旦日才會在一天的夜半即子時開始。三統的時間周期之后，即是“一元”，4617年，冬至日、朔旦日、甲子日才會在一天的夜半即子時開始。這就是一元，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大時間含義。

如果說冬至日是太陽對地球的運行關系，是“天道邏輯”，朔日和旦日是月亮跟地球的關系，是“地道邏輯”，那么甲子日則是人對天地的觀察和命名，是“人道邏輯”。這天地人在同一天的夜半子時開始，需要的時間周期即是“一元”。這是中國文化的“大一統”和“貞下起元”的時空意義。

這個“大時間系統”絕不是只靠經驗積累就能獲得的，而是有理性、有假設、有觀測和驗證，換句話說，這是中國人對時間的把握，充滿了科學精神。至于這樣的時間收獲對個體和文明有什么意義，我們今天的認知尚不足以揭示。我們的古人也未必知道有什么意義，但這一無用大道高懸在文化和歷史的頂部，讓我們知道，先民們有著超乎功利之外的智慧和成果。

中國文化并非只有這樣的大而無當，它的方法在微觀方面同樣有效果。比如，在中國人的時空數量里，五天為“微”，十五天為“著”，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見微知著”。在對全年360多天的把握中，中國人發現了陰陽的生生不已可以成就獨特的人文景觀，就是陰陽兩儀生出少陽、太陽、少陰、太陰等四象，四象再生出震、離、兌、乾、巽、坎、艮、坤八卦，即春夏冬秋的“四立”和“兩分”“兩至”等八節，這種四時八節基本可以滿足先民的生活。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轉變，從狩獵漁獵向農耕轉變。

在旱作農業、粗放型農業向水田農業、精細型農業擴張的過程中，先民們發現，四時八節中的五天、十五天之間的關系，這就是“見微知著”，就是從最近五天出現的物候中判斷十五天乃至更長時間的變化。這就是所謂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我以時間線索重新發現《易經》之后，寫了《時間之書》《節日之書》。這兩本書都是“文津圖書獎”的推薦圖書，在社會上也引起了一定的反響，從某一方面說明我對節氣、節日的把握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可。

第二部分

剛才我們試著從外部，以及宏觀視角理解《易經》的重要價值。下面，我們深入《易經》的文本，來感受一下這部經典講了什么。

自從傳說伏羲一畫開天，作八卦以來，《易經》先經歷了炎黃時代的“連山易”，又經歷了堯舜禹時代直到商代仍在流傳的“歸藏易”，它們分別是部落狩獵階段、母系社會階段的文化成果。到了周代，“周易”出現。周文王以后天八卦取代伏羲先天八卦，并對八卦組成的64卦重新進行排序。傳說是“文王演易”，文王和周公對《易經》的卦爻進行系辭整理。周易出現以后，連山易、歸藏易就退居邊緣了。

當時的《易經》只有64卦的卦符、卦辭和每個卦的六個爻的爻辭。相當于是64條卦辭和384條爻辭，這些文字不僅介紹了64卦的狀態，更是古人的行動指導手冊。比如最著名的“乾卦”的卦辭是“元亨利貞”，六個爻的爻辭就是“潛龍勿用”“亢龍有悔”一類的說明，我們看這些卦辭的句子對人是有參考指導意義的。“屯卦”的卦辭更明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意思是能夠建功立業。“屯卦”的爻辭有一爻說，“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它同樣是在提建議，這個建議不僅具體明確，而且還很形象，意思是，追一只鹿進了林子里，但沒有向導，不如放棄，引申一下就是，如果不具備條件而草率行事，就會出錯。所以說《易經》相當于是古人生活離不開的一本應用手冊。

但是，由于《易經》全書只有符號和450條辭句，一般人很難理解它的意義，更難以從總體上把握它。四百多條句子難以貫通起來，人們閱讀《易經》，只能摘取它的片言只語去猜測、去附會，這當然也是《易經》的應用方法之一，它本來就可以跟萬事萬物相聯系。這種聯系，因為幸存者偏差，人們覺得它確實有意義。

孔子在中年后學《易經》非常有感慨，他甚至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歷史記載說，“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孔子后來把他讀《易經》的心得傳給了子夏等弟子。

到秦漢年間，這些易學的傳承有了十篇作品，就是易學史上承認的孔子和弟子們為周易作傳的《十翼》，即《彖上傳》《彖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系辭上傳》《系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這十篇作品被稱為《易傳》，跟《易經》本文一起稱為《周易》。

一般說來，托名孔子的《易傳》是把《易經》進行了義理化的總結。換句話說，《易經》本文支離破碎，其中，《系辭傳》是最具哲學思考的文字，我個人認為它是先秦中國人思考的頂級文字，堪稱中國文化的啟示錄之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是解釋64卦的文字。剩下的《彖傳》《象傳》則是對64卦進行具體的解釋。我們以乾卦為例，乾卦的彖詞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終，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乾卦的象詞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對于《易經》的64卦順序，一般人都知道是乾坤在前面，然后是屯卦、蒙卦、需卦、訟卦、師卦等等。《序卦傳》就說：先有乾坤天地兩卦，然后在天地之間產生了萬物。所以，第三段接著是“屯卦”。“屯卦”卦名是萬物充滿的意思；是事物開始產生、草創的時期。事物生下來后，一定要教育啟蒙；所以接下來是“蒙卦”。“蒙卦”是啟蒙教育的意思，是事物還處在稚嫩幼小的階段。“需卦”卦名講的是飲食養生的道理。而追求吃喝享樂、財富地位，一定免不了爭多爭少，免不了要論公平。所以接下來的爭訟講的是眾人奮起較量的現象，而最尖銳的較量就是戰爭，那么再下來就是“師卦”了，“師卦”闡釋的就是戰爭的道理。

我們讀這樣的《序卦傳》不一定認同，比如說“乾坤屯蒙”的順序還能理解，需卦為什么跟訟卦聯系在一起呢？古代的大同世界，以及現代的各取所需，不都是想避免爭訟嗎？再說，訟卦之后為什么一定是師卦呢？

一般的理性無法解釋這個序列，但這個序列在易學史上一直在運用。我的《易經》研究基本上是否定了這個卦序，只把它當作文學的或審美的東西來欣賞。

我從時間線索入手研究《易經》，發現時間自有順序。我當年在把易學專家潘雨廷教授等人的著作讀完后，現有的圖書已難給我提示線索，我就到網上去尋找材料。有的網友用二進位制來作為切入點，給我很大啟發；后來發現陜西的張楨老師的易學文章，結合漢儒們的成果，則一下子豁然開朗：《易經》其實是卦歷，是對時空中消息、現象的總結。二進位制的數學工具則讓我明白漢儒們對《易經》64卦的安頓是一個錯誤。很多東西可以迎刃而解了。

很多人都討論過《易經》跟時間的關系，有把八卦當作一天太陽東升西落的軌跡，有把八卦當作月亮的運行軌跡。我的研讀發現，把《易經》跟一個太陽回歸年相聯系最為方便。

八卦就是千百年來所說的八個節氣，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而64卦就是在8卦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分，將一年365天分為64個模塊，一個模塊5天多。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太陽在南北回歸線之間來回移動的過程。當太陽直射南回歸線的時候，是“坤卦”，對應冬至，這是北方嚴冬來臨的日子。

太陽直射點從南回歸線開始折返北進，首先是“復卦”，循環往復的“復”。復卦中有“朋來無咎”“出入無疾”這樣的爻辭，這不正是中國人臨近年終送紅包的現象嗎？不正是近幾年冬至前后大家重視養生意識嗎？

再比如，隨著太陽直射點繼續向北移動一些時間，中國人迎來了驚蟄節氣，這對應64卦中的“離卦”。動物告別冬眠，人們還沒有開始大規模耕種，先民需要生活資料，那么此時捕獵是最好不過了。“離卦”的卦象以及“離”這個字的字形，都有網羅的意涵，“離卦”的卦辭同樣有類似含義，卦辭中講“畜牝牛，吉”，此時母牛懷胎，圍捕容易。

驚蟄過后不久，當太陽直射赤道的時候，便是春分，對應64卦中的“同人卦”，所謂“同人”對應著春種開始了，要團結眾人下地勞作。

接下來太陽直射點越過赤道，繼續向北移動，便是“損卦”，損失的損，對應春分后、清明前這幾天。損卦是損益之道，農村人待客要用八大碗，但在清明前青黃不接的時候，用兩大碗也是心誠的，“損卦”卦辭正是此義。

到立夏時節，對應“泰卦”，我們都聽過“否極泰來”這個詞，這是天地通泰，萬物繁榮的時節。太陽直射點繼續靠近北回歸線，有一卦是“夬卦”，這個“夬”是決定的“決”這個字的右半部分，象征著夏至前的搶收決戰。

當太陽直射北回歸線，這便是夏至，對應“乾卦”，北半球的盛夏到來了。所謂物極必反，夏至之后，盡管氣溫仍然在升高，但加速度在減小，勢頭無法持續了。

你看，如果用一年時間來當作天地，就會看到很多有趣的現象，比如“離卦”，就是三八婦女節前后幾天的時空；“大壯卦”是六一兒童節前后幾天的時空；“旅卦”是十一黃金周的幾天時空；比如“渙卦”講的是秋天洪水的故事。事實上，記憶64卦在一年中的位置是一個很有趣味的事，它涉及中國古人對數學、農業生產、對一年時間的記憶。

明末清初有位思想家叫顧炎武，他曾感嘆“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也就是說上古時期人跟天地萬物保持著良好的溝通。但從孔子以后，上千年的時間，大家都跟天地失去了溝通，只能在周文王卦序里思考問題，以至于我們很多人對《易經》敬而遠之，或把《易經》神秘化了。其實，我們人人都可以試著與《易經》對話。

完成對《易經》的解釋后，我聯想到很多近現代的中國名人，孫中山、魯迅、胡適、陳獨秀、王國維，我把他們代入到64卦之中，王國維是“觀卦”，他的號是觀堂，他的書叫《觀堂集林》。魯迅是“遁卦”，“躲進小樓成一統，哪管冬夏與春秋。”胡適是“坤卦”，“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孫中山是“萃卦”，見天地萬物之情。……那么我再代入世界名人，愛因斯坦是“革卦”，康德、莎士比亞等人是“睽卦”，丘吉爾是“觀卦”……這些歷史人物不僅豐富了《易經》卦的意象和道理，《易經》卦也對他們的性格人生命運有了簡明的概括。我為此發現了每一個人的源代碼，換句話說，每一個人出生，就拿著天地間的口令，這就是當時的時空陰陽關系，用線來表示就是卦，用漢字表示就是易卦的名字。

《易經》六十四卦，就像六十四片樹林，一切枝節花實，都與人心相通。又可以說是時空中的64個系統，只要按二進位制解析時空，六次分析的結果，時空一定是生成了64份，這64份并不支離破碎，而是相聯系，相呼應。我們每個人分屬于這64個系統之中，這就是我說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從一個太陽年那里獲得了六十四分之一的知識和能量，沒有人全知全能。每一個人都享有他所屬的時空的特征，比如說魯迅是“遁卦”，一生都在棄絕；胡適的人生跟“坤卦”相關；塞林格是“頤卦”人，隱居一生且教化眾人；物理學家霍金，其人身存在方式即是“屯”字，前面說過，“屯卦”的意思是充實、開創。正如那句話：“我即使被關在果殼中，仍自以為無限空間之王”，盡管霍金大半輩子都坐在輪椅里，但并不妨礙他在物理學方面的偉大創造。

出版《大時間》以后，一些朋友說，你只是寫了時間，還沒有寫空間。《易經》雖然以變易的時間為主，但對空間的把握也非常精彩。我把地球赤道向北極90度的緯度劃成八卦的時候，發現北緯35度原來就在“離卦”帶，離卦在《易經》的體系中就是代表文明；而再往北一點，就是北緯40度左右的“震卦”區，這也是北半球的地震帶。“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可以說離卦帶、震卦帶就是現代西方學者稱道的北半球的“幸運緯度帶”。

在對空間進行測量的時候，我發現了《易經》64卦方圓圖的妙用，尤其是跟我們個人相聯系，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空間方位偏好，這種偏好并非自由意志的選擇，而是我們個人帶著先天的時空消息在跟新的時間空間相碰撞后產生的。中國人喜歡南方，但為什么人群中仍有很多人的生活以北邊的方位為主；有的人生活在東邊，但為什么喜歡西方，喜歡熬夜；家長為什么要跟孩子在教室里調換座位……這些問題就涉及個體生命的空間偏好。我為此發現了每一個人的九宮八卦圖，這個在武俠、傳統武術中出現的名字，居然成了我的一個發現，想想還是很有趣的。

其實，《易經》是個“大時間”的概念，它是中國文化在它的童年時代，偶然發現的一個宇宙模型，一個最初的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因此它的所用非常廣泛，小的方面來說，讓人趨利避害；大的層面來說，讓人學會如何看待人生；更高的形而上的層面，讓人學會如何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馮友蘭曾經說：“《易經》是個筐，什么都能往里裝”。這既是說它用途廣泛，某種程度上，也是它神秘化、妖魔化的原因之一。

結語

總結一下，在我看來，《易經》在未來的運用空間非常大，這大概是我們中國人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除了前面說的榮格等人從《易經》中獲得靈感外，《易經》應該有更具體的成果，有對我們每個人具體的生活指導。如果說現代人已經離不開的移動互聯網的底層邏輯是0和1，是數學二進位制帶來的大千世界。那么《易經》觀察的世界的底層邏輯是陰和陽，是數學二進位制和其他多進位制帶來的大千世界。因此，用《易經》的方法來把握世界，應該是文明世界的一大課題，希望有更多的人為此努力。

《余世存·時空理論下的國學經典》；資料來源：得到APP聽書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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